城南花，帝阙血

红烛的蜡油滴在描金的喜字上时，我总爱盯着看。阿砚说那像极了战场上凝固的血，我便拧他的胳膊，骂他满嘴胡吣——那年头，哪有新郎官在洞房里说这个的。他却捉住我的手，往我掌心塞了块暖玉。玉上刻着两只交颈的雁，是他亲手雕的。“婉娘，”他的指腹磨过我掌纹里的薄茧，“等天下太平了，我带你去雁门关外看真正的雁阵，一字的，人字的，能排到天边去。”那时我们住城南的小院，院墙爬满了牵牛花。他在私塾教孩童念书，我在家纺线织布，闲时便搬个竹凳坐在院里，看他教大郎写“人”字。大郎总把撇捺写得歪歪扭扭，像两条打架的蚯蚓，阿砚就握着他的小手，一笔一划地教：“这一撇是担当，这一捺是支撑，少了哪个，都站不稳当。”二郎学说话晚，周岁时只会含混地喊“娘”。阿砚便每天抱着他，在院里的老槐树下转圈，嘴里哼着不知哪来的调子。槐树的影子落在他青布长衫上，摇摇晃晃的，像幅没干透的画。变故是从那年秋汛开始的。河工掘开了堤，洪水漫过城墙时，阿砚正背着药箱往灾区跑。我抱着两个孩子站在阁楼上，看他的身影在浊浪里起伏，像片随时会翻的叶子。他回来时浑身是泥，怀里却护着个素不相识的孩童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只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硬的饼，塞给大郎。那晚他没睡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