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婚当天，丈夫的遗书出现在我包里

------上午九点十七分，民政局离婚登记处的塑料椅子冰凉。我第无数次打开包确认证件——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，全部分装在透明证物袋里。这是我的职业习惯：法医林晚，市局法医中心主检法医，从业七年，解剖过287具尸体，养成了把整个世界都当成潜在证物的毛病。“下一位，37号。”机械叫号声响起。我站起身，皮质通勤包突然比来时重了些。江临坐在我对面，西装笔挺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。这个男人连离婚都像在参加董事会。三年前我们在这里宣誓时，他手心出汗浸湿了戒指盒。现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出稳定的节奏，像在倒计时。“证件。”工作人员头也不抬。我伸手进包，指尖触到牛皮纸的粗糙感。不对劲。我所有的纸质文件都用证物袋密封，不该有**的纸张。掏出来的瞬间，我和江临同时僵住。那是一封火漆封口的信。深红色蜂蜡上，浮雕着一枚缠绕蛇与手术刀的徽章——这是我的私人火漆印章，全市独一份。三年前定制时，工匠说这图案“太阴间”，我笑着付了双倍钱。我用它只封一种东西：未解决命案的物证归档袋。“这是什么？”江临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“不知道。”我说的是实话。但我的手指已经自动开始工作——拇指摩挲纸张边缘判断厚度，食指感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