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八岁,我考上了离家一千多公里外的一所大学。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整个县城都轰动了,我是那年唯一一个考上一本的女学生。
我第一个想分享这个喜讯的人,就是“远方先生”。
我在信里用尽了所有雀跃的词语,向他描述着我的喜悦和对大学生活的憧憬。
很快,我收到了他的回信。
信里夹着两百块钱。钱是崭新的,被抚平得没有一丝褶皱。
信上写着:“好孩子,真为你骄傲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,给自己买身新衣服。到了大学,要好好学习,别苦了自己。”
我捏着那两百块钱,眼眶瞬间就热了。
在那个年代,两百块钱,对于一个在工地上打零工的男人来说,几乎是半个月的收入。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,他正在院子里劈柴。
夏日的阳光很毒,他赤着膊,汗水顺着他沟壑纵横的后背往下淌。
他听到我的话,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手里的斧子在空中顿了一下,然后又继续一下一下地,机械地劈着。
我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后背,和那半头的白发,心里涌起的不是感动,而是愈发强烈的厌烦。
你看,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我的喜悦,他永远不懂,他甚至连一句恭喜都吝于说出口。
他永远,都比不上那个素未谋面的“远方先生”。
临走前一天,我找他要路费和学费。
他没说话,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。打开来,里面是攒了很久的,一沓沓零碎的票子,有十块的,五块的,还有很多一块两块的。钱上都带着一股汗味和烟草味。
“省着点花。”他把钱塞到我手里,只说了这么一句,就转过身去,继续拾掇院子里的柴火。
我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去往远方的火车。
我以为,我终于可以逃离那个压抑的家,逃离那个沉默的父亲,去开始我崭新的人生。
大学四年,我和“远方先生”的信从未断过。
他成了我精神上的父亲,是我所有喜怒哀乐的分享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