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东北人，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就听：大人说起过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有大海，海边的生活没有冬天。这让我无限向往，尤其在那些漫漫无期的零下二三十度的日子里，黑洞洞的夜还没谢幕，我们就已经踩着积雪“咯吱咯吱”上学了。赶上风雪大的时候，简直就是走一步退半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遍遍发誓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到海边去。我不要我的世界有冬天！

1991年6月，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，老公就怀揣着800元上路了：7天后，我也启程了。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，去闯深圳。我走的那天，妈妈哭了又哭，送了又送，直到我坐上汽车，她还在车下哭。最后竟不能控制，挤上汽车，跟我到火车站。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，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“放弃国家干部不当，非要去南方当盲流，你为什么呀？我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，挺好的，怎么你就活不下去？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，难道是为了你今天去当盲流的吗？”启程在我是寻梦，在她则是梦碎。她无法理解我对海边生活的向往，我不想活在生命的冬天里，也不想活在一眼就望见终点的“知道里”。到深圳，既有大海，又有自由，还有两个我所不知道的名词“招聘”与“竞争”，我模糊地觉得那可能会是未来中国的方向。我想，既然我们注定是蝇营狗苟的一代，那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吧。我要去寻找大海，寻找没有冬天的人生，寻找“不知道”的未来。

1991年的深圳还没有人才市场，找工作都是看报纸，或拿着简历挨家公司去敲门。经常，他们把我的毕业证看一眼就破纸一样地扔回来，我就默默地看一眼我的大学毕业证，看一眼中文专业，然后转身离去。我一次次知道，我是无所有的人，不仅没有钱，没有地方住，挨饿，买不起水喝，我还没有本事，没有尊严，我把自己输得干干净净。

在我一天只能靠两包方便面一包榨菜果腹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经常问自己的个问题是我是怎么走着走着，就把天下的路给走绝了的呢？

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归宿，我一定要在这里生存下去。很多很多个夜晚，我和老公倚在西乡的一个小桥旁，望着农民那一排排小楼，一边奢望着50岁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，一边盘算着，照我们每月500元收入的条件，省吃俭用约10年，才可以买得起一台电视机，房子肯定是无望的了——那个时候，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留下来，活下来，不被淘汰。我们根本不敢奢望太高太远的未来。

1992年的一天早晨，我出门准备去找工作，却看见各个银行的门口，都三三两两地排起了队，人和砖头混站在起。我想，这可能就是老公兴奋了很多天的新股抽签吧？于是赶紧找来几个砖头，也在我的前后摆上，然后就坐在那里，整整一天，烈日当头却不敢片刻离开。

那个年月，不要说手机，连什么叫BB机都不知道。到了晚上，老公下班后找不见我，就到一家一家银行门前去搜，看到我在占位，他欢呼雀跃，赶紧雇了10几个民工，把我换下来，然后，就四处打电话，找同学借身份证。那队排了三天，终日人山人海，近乎肉搏，我觉得我都快崩溃了，可是老公却一定要我挺住，他说中了，我们就发了！发了啊！

发了，在那个时候，就意味着可以拿着塑料袋，装几捆人民币和港币，当街行走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发了，就意味着，周末我也可以去国贸免税店逛逛，用港币购物，去中英街吃芒果，成打儿买尼龙袜子。发了，我就不用在找工作的时候，舍不得花车费而一走五六里发了是那个时候每个闯深圳的人的梦想。可是，我们“中”了，却还是离“发”很远。我们需要的钱似乎更多了，经常为不知道上哪里去筹那原始股的钱而辗转反侧。